近年来,台湾史学界和人类学界尝试对风水问题进行多元的文化反思,关注风水文化与传统社会的实质互动关系。台湾人类学者重点考察了风水信仰、习俗在家族或村落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庄英章以南投竹山镇的聚落发展为例,分析台湾宗族发展的典型形态,以及风水信仰影响某一房分的繁衍与兴衰的过程(庄英章:《南村的家族与地方自治》和《台湾汉人宗教发展的若干问题一一寺庙宗祠与竹山的繁殖型态》,分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1期(1971年春季)和第36期(1975年2月版));黄兰翔以数个家族为个案,说明闽粤移民重视祠堂与祖坟的建造、渴祖寻根、撰修族谱等社会性的文化行为与风水实践有密切关系,风水观念不但影响着实质环境的营造,也贯穿于宗族伦理脉络之中(黄兰翔:《风水中的宗族脉络与其对生活环境经理的影响》,《台湾史研究》第4卷第2期(1999年6月));在其另一篇论文《以“风水”观点论客家人的住家环境》中,作者以桃园县新屋乡范姜宅与杨梅镇郑大模宅为考察点,关注其家祠、民宅正厅内的祖先牌位的书写次序,认为其与世俗的生活空间配置秩序有相通的一面,而祖先牌位神桌下的“龙神”是自然风水环境与人造三合院风水环境的临界点。指出风水的一脉相承的位序,具体上与祖先牌位或是坟墓内的位序相应,表现在现世人的空间位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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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容以台湾中部村庄的风水故事为例,强调风水是推动汉人村庄结成命运共同体的一股重要力量。‘李亦园先生针对弗里德曼和马丁的观点,通过研究台湾南投社寮和松柏坑二组童乱为病人治病的记录,否定了二者的观点。他认为“风水关系是存在于最基本的家族成员的事,所以其表现的正是亲子关系间的那种疼爱、依赖的感情”。2叶春荣先生《风水与报应:一个台湾农村的例子》一文则支持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认为“天理而不是风水才是影响子孙凶吉的最终因素,因此祖先的骨骸是被动还是主动根本不重要。风水只是报应的手段而已。并认为地理是个机械式作用的机制,葬在好地方就庇佑子孙,葬在坏地也致祸于子孙。但是葫芦人普通相信地理之外还有更高的天理在干预,也说是天理昭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黄萍瑛《北台湾客家墓葬文化初步研究:以桃园县平镇市为例》一文以南桃园平镇市作为田野调查研究范围,试图勾勒北台湾客家的墓葬文化。作者主要探讨了客家人因其二次葬俗风俗习惯,所衍生的坟场景观文化,及其所象征的文化遗憾,或对墓葬行为的想法与概念。张购浚《台湾民间风水传说研究》一文以当代台湾各县市文化局和研究学者针对各个乡镇所调查采录的民间故事为主,口据时期的资料为辅来研究。作者从地方风水传说的故事内容中,运用基本论文、文献资料作归纳、分析,以二分的方式,从阳宅方面,探讨影响到村庄聚落的地理环境,村庄寺庙的地理形势、家宅建筑中的兴衰命运;并从阴宅方面,讨论影响到后代子孙的好坏命运和福气,表现出民间风水信仰的情况,为当地人信以为真的情形,并且,进一步从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视角出发,来试图理解庶民在风水传说中所传达的深层心理的愿望和想法。王奕期的硕士论文《台南地区风水传说之研究》,作者以在台湾历史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台南为考察研究的区域,采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台南地区风水发展的文化脉络出发,通过对台南地区有关人、事、物的风水传说分析,认为台南地区的风水传说之所以被选择、被流传下来是经过庶民集体意识的凝炼,包含了民众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观,并记录下当时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可称得上是立体多棱镜的多元折射。集体的风水信仰让我们看到了存在于斯土斯民当中一致的情感和普遍意志,而风水传说正是其反映。作者还指出,台南地区的风水传说是与时俱进的进行式。
台湾人类学界针对风水信仰的主位研究取向,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汉族社会从事墓地风水活动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研究者扎实的田野调查功夫和细致的文化志描述,让我们更直观地感知到风水信仰在当代地域社会中的存在方式及其习俗形态。